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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 吴思:新时期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
栏目:k8凯发官网 发布时间:2026-08-09
 王鹏(1982-),男,山西太原人,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吴思(2001-),女,吉林松原人,深圳市宝安中学外国语学校(集团),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摘要: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新时期保证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支撑。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具有系统性、协同性和差异性的基本特征,围绕三重逻辑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在框架,即制度逻辑

  王鹏(1982-),男,山西太原人,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吴思(2001-),女,吉林松原人,深圳市宝安中学外国语学校(集团),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摘要: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新时期保证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支撑。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具有系统性、协同性和差异性的基本特征,围绕三重逻辑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在框架,即制度逻辑下规制与自治的平衡张力、过程逻辑下的动态循环,以及结构逻辑下资源整合的多维协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提质增效应通过顶层设计与主体资源的协同配置、标准化流程管控以及内外联动的评估反馈等实践路径,为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关键标志,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主渠道。抓好高等教育这个龙头,必须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的高端引领作用。2014年以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继发布《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意见》等文件,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已经成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仍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例如,研究生培养要求与质量建设规范未能充分响应新时代创新型人才需求、政府主导的质量监管体系下外部监管与内部自治的张力缺失、显性保障与隐性质量之间的错位等。因此,厘清新时代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及其构建逻辑,探索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的实践路径,理应成为确保中国特色高质量研究生培养的必然议题。

  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首先应当厘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本质内涵,明确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特征,这也是实现新时期研究生教育质量高速发展的逻辑起点。

  厘清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本质特征,首先要明确“教育质量”的内涵意蕴。在对教育质量进行价值判断时,需借助“教育质量观”这一概念。教育质量观是指人们根据某种价值取向对教育质量做出的价值判断,集中反映了教育质量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规律。[1]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观演进的梳理,我国已经实现了由政府主导下具有单向度特征的合规定性质量观向合需求性复合质量观的转变。即实现了由“以产定销”的精英教育阶段生产者质量观到“以销定产”的大众化教育阶段消费者质量观,再到“满足需求”的普及教育阶段服务质量观的阶段性转变。这种质量观的转变既符合当前研究生教育发展处在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特殊阶段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研究生教育要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回应。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梳理可见,“教育质量”是教育主体进行教育价值判断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主导的制度要素与教育系统内部要素的动态调和,而质量保障体系便是要确保这一动态调和过程能够和谐有序地推进。

  因此,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在研究生教育全过程中,以高校内外的体制因素为背景,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稳定性,建立的任务明确、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2]从教育系统的内生要素来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须以学术共同体为基础单元,依托学科知识体系、导师指导体系与学生能力发展过程之间的动态调节,形成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政策主导的制度要素来看,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须超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在外部环境机制下引入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进行必要的调节与支持,在政策制定、标准监督、资源配置与评估反馈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从行政主导到协同治理的转变。这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体现出一个内生驱动与外部调控相结合的系统性架构,涵盖从制度设计、过程管理到成果评价的全过程质量保障逻辑,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高效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需要制度供给、过程监管与绩效反馈的有机结合,以构成闭环管理模式。制度供给是整个质量保障体系的起点,决定着培养过程的边界与方向,作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基础,需要建立兼具规范性与弹性的政策框架。国家和高校须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如学位授予标准、研究生导师职责、课程体系建设与学术道德规范等,明确培养的刚性条件并守住质量的“底线”与“红线”,以保证体系的规范性。同时,在具体实施路径中还应保留适度的容差范围,依据学科特点和个人发展需求在课程设置、项目选题、实践形式等方面为研究生提供一定的选择权,避免政策上的“一刀切”抑制创新上的发展。

  过程监管是保障体系的中枢环节,主要是在培养的全过程中从课程教学、学术训练到实践实习各个环节建立质量监控节点,防止制度落地过程中出现偏差与失效。在确保基础培养环节规范运作的前提下,院校须对课程质量评估、教学督导反馈、论文开题与中期考核等节点进行阶段性质量把控;借助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过程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动态调整;同时,强化导师责任制和同行评审机制。这种监管模式以动态资源调整激活学术创新潜能,保障研究生在不同阶段得到精准引导,形成质量保障与学术自由的价值共生。

  绩效反馈主要是通过毕业论文质量、学术成果影响力、用人单位绩效等评价反馈,对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考量。绩效反馈作为质量保障体系的终点,亦是新的起点,其通过制度框架的规范性与监管路径的有效性,确保整个流转过程的井然有序,始终保证反馈分析的结果能为推动制度的持续优化做支撑。数据反馈机制须与信息系统深度融合,定期上报反馈结果至相关管理部门,从培养方案、政策细则或课程设计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和过程改进,以“评估—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实现质量保障体系的自我完善,并通过制度与实践的持续对话形成质量保障与学术自由相容的治理格局。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并非单一要素的推动结果,其生成机制根植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各要素的深度互动与协同演化,其根本逻辑应立足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运行机制,并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调节予以支撑。学术共同体通常包括行动主体、主体在共同活动领域中生成的学术理想以及主体间心理相容的亲密联结 注。因此,基于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以及学科活动体系下的学术能力培养理想,构成了研究生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内部框架。学科研究,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运行的空间与载体,为学术理想与心理联结的形成提供了方向引导与规范约束;导师作为知识边界的探索者,通过研究项目与学术训练将研究生纳入真实科研活动,使其在“做中学、学中研”中培养学术思维和专业能力;研究生则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成从知识的“继承者”到“创新者”的身份转化,真正进入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循环。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的生成正是这种制度框架、学术引领和能力建构之间长期交互的结果。

  然而,仅靠共同体内部运作仍无法支撑现代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需要结合外部的标准制定、资源配置与反馈调节来发挥作用。但外部质量保障须突破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应将政策重心转向过程的质量保障与机制的流转优化,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使教育内涵与社会需求在动态中平衡,以实现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3]41-45高校作为制度实施的关键主体,应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与自我调节能力;行业组织、用人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则可通过需求导向与结果评价引导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对接。总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应在学术共同体驱动下进行内外部协调,形成开放性、自循环、可演化的耦合系统,从而实现学术训练到社会适应的系统性转化。

  2023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强化两类学位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为路径,推动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4]。2024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我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包括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5]。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新时代高质量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诉求。一方面,面向知识创新发展需要,培养具备较高学术素养、较强原创精神、扎实科研能力的学术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强调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培养具备扎实系统专业基础、较强实践能力、较高职业素养的实践创新型人才。这两类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带来质量保障体系的分类建设。

  以学术学位为主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侧重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性的培养。面对数智化的时代要求,培养高数字素养的科研创新型人才必然要求建设高水平、全方位的学术硕士质量保障体系。以专业学位为主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主要侧重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属性的培养。有学者提出,“实践性是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价值”[6]。因此,要满足社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并将提升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和水平作为根本培养理念,必然要求以校企双主体育人驱动产教深度融合的专业硕士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与此同时,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要看到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差异,也要观照二者的同质性,即作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一员所要求的高阶思维和深层学习能力,也就是“对于前沿学科知识或者职业实践知识的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7],最终实现分类培养、融通创新、一体两翼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构。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制度建构须在外部规制与内部自治间建立动态平衡,本质上涉及知识生产场域中权力关系的重构。外部政策体系通过质量标准与评估规范形成刚性约束框架,其合法性源于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共期待;内部的学术共同体依托专业知识构建的自主实践范畴则为学术创新提供必要弹性。国家教育政策、质量评估体系等外部规制对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构建提供指导,高校作为具有相应学术自主权的研究生培养主体,需要在遵循政策导向的同时,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发展需求优化培养体系,实现政策规制与学术自主之间的动态平衡。只有如此,才能使高等教育既满足公众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集体期待,又回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政策驱动主要指依靠行政力量对目标进行层级分解后,依据分解目标形成制度框架,这是国家调控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核心手段。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双一流”建设为战略支点,将研究生培养质量转化为院校层面的竞争指标,以政策为支点将国家创新需求嵌入高等教育体系。2020年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坚持以效率优先为导向,通过“分类发展、需求导向、质量为本”的三维设计,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政策驱动,以闭环设计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的深化改革。

  标准规范强调采用技术治理手段将质量保障显化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实现从顶层规划到教学实践的全流程贯通。202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从过程维度来规范课程体系,明确学分、课时等量化指标。尽管这些体系以标准化、程序化的操作降低了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不确定性影响,但量化指标的过度使用也导致教育评价固化,使教育发展空间受限。因此,外部规制导向的约束须纳入动态交互机制,使量化标准成为质量的托底而非创新的束缚,为国家需求与学术自主的协同发展留有弹性空间。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存在着制度弹性与学术自主权的共生关系。其中学术自主权为知识理念的更新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使研究生培养单位能依据学科特性设计个性化方案。同时通过设定学术伦理、方法效度与成果价值的基准参数形成学科规范性框架,来确保知识创新的公共性导向和学术活动的公共价值,体现其底线标准。制度弹性为学科规范框架留有解释空间,使学术自主探索在遵循知识理论规律的同时能够主动对接社会需求,二者的协同共生在制度弹性的保障下进一步替代了僵化制约。要强化研究生培养单位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就是以研究生培养单位为核心,以持续创新为动力,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个性化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8]自主性与规范性的动态平衡,使学术共同体在守护知识自由的同时自觉承担质量责任,达成自洽,实现学术卓越与制度理性的有机统一。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依托PDCA循环形成动态闭环管理机制,通过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改进(Act)四个阶段的有机衔接实现持续优化。在计划阶段,保障教育质量的首要步骤是综合考虑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社会需求的演变以及政府教育政策偏好,以此构建一个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分析学术价值、社会需求和学科规律的多维指标,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培养框架,来完成需求整合与目标分层的任务。执行环节的核心任务在于解决制度规范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衔接难题,通过模块化课程体系与多导师协同机制确保培养主线的规范性,形成规范约束与创新激励协同作用的质量保障机制。执行过程可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培养流程的关键节点进行标准化管控,同步设立创新试错空间,允许突破性培养模式在特定范围内先行先试,为非常规学术探索提供制度性保障。诊断检查环节须构建覆盖输入与输出的全流程多维度评估体系。可利用课堂观察记录、中期考核评估等手段动态监控和评估培养质量,为有效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依据。在改进阶段进行分级修正,针对共性问题修订培养方案与资源配置标准,针对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的改进策略。根据每轮循环的数据积累与策略更新,推动质量保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完善转型,最终形成教育供给与学术创新需求动态匹配的发展格局。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在于资源要素的深度融合与动态适配。首先,师资建设层面应组建跨学科导师组,整合理论成果与实践智慧,在课题设计、方法论训练等环节形成多维互补。并根据行业所需人才的职业能力标准反向重构高校导师的知识结构与培养模式,使专业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能融合学术型教师的理论基础进行双向交互,促使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其次,市场应主导校企联合,以知识产权共享与收益分配等多种手段平衡供需双方间利益,推动研发平台向高校有序开放。同时,将学生的行业表现纳入高校评级体系,推动跨学科导师合作与产教融合机制地落实,以此引导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政府应统筹重大科研设备的跨域共享网络,明确公共资源的开放义务与成本分担细则,破解属地化管理所导致的资源垄断。最后,高效利用平台设施从静态配置转向动态响应,建设数字化资源库,配套开发智能化管理系统以实时追踪其使用效能。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提供的学科大数据平台,通过广泛合作,汇聚多方资源,开展全国学科大数据信息资源库建设,加强数据挖掘与分析,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学科发展监测体系,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及高校开展学科建设与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支撑服务。传统学术交流多受限于制度性安排,将合作简化为资源共享或成果拼接,难以触及深层次的知识生成机制。有效的学术网络须打破学科内部的话语边界,使研究者超越既有的学科思维定式,在交叉融合中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提升研究者的深层认知能力,达成多维资源整合,保证其结构逻辑的紧密性。

  我国研究生教育处于“多元共治”的大格局,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在重点中各有侧重与协调。[9]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及科研机构须建立多层次、联动性强的合作机制,以实现整体目标的有效落地。政府应强调培养体系的规范性与前瞻性,确保教育法规、财政支持、行业需求之间的有机衔接;教育主管部门须发挥其桥梁作用,加强政策解读与指导,确保高校及科研机构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相关政策;高校应充分发挥学术自主权,结合政策要求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以动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转型需求;科研机构作为科研创新的关键平台,理应主动参与政策制定的流程,提供学科前沿的需求与反馈信息,以推动政策与实践的深度结合,达成良性循环。尤其要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行业共建共育的效用,加强校企联合、校际联合,借助双导师、双培养方案,实现协同共管、协同培养的目标。

  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呈现显著的地区不均衡特点,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多集中于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城市高校凭借长期积累的学科优势、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产业集聚效应,始终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往往发展相对滞后。破局的关键在于形成需求导向的学科调整体系、创新跨区域协同模式,以及完善差异化政策支持,建立教育供给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动态适配机制。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优化布局结构,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完善省域研究生教育布局,建设区域性研究生教育高地。大力支持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优质研究生教育,振兴东北地区研究生教育,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与国家及区域战略相匹配的学科专业。”[10]依托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与创新优势,采用专项政策扶持和财政倾斜推动学科集群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以“双一流”建设专项、产教融合平台等为建设载体,势必成为推动高校教育资源布局与学科动态发展的实践进路。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生源质量对其培养质量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研究生入学选拔制度存在初试主导倾向,复试环节的筛选功能常被弱化,导师对学生能力的评估主要依据笔试成绩,但专业课与公共课科目的不同占比往往使导师难以准确判断考生的学术素养。因此,须结合结构化面试、学术成果评价与科研背景分析等内容对考生进行多维度评估,通过构建新的量化评价模型,实现学术基础、创新思维与研究潜质的协同考查。同时,引入同行评审和专家推荐机制,为研究生教育的入口选拔提供更为科学、全面和公正的支撑,避免教育垄断等不公平教育现象的出现。[11]为兼顾其公平性与科学性,还应构建与之配套的权力监督机制,防范选拔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与学术不端行为,最终形成兼具高效与公平的研究生选拔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研究生教育的理论课程占据较大比重,而实践性教学则显得不足。同时实践性导师与学术性导师的交互合作略显不足,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应用导向和教育质量。[12]革新研究生课程体系应对传统知识进行遴选,推进教学大纲的优化升级,重点强化研究生科研方法论与跨学科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教材建设须打破知识载体的定位,形成理论基础与行业需求协同更新的动态结构,并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开放共享的教学资源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拓展了虚实结合的教学场景,而深度挖掘学习行为数据为课程体系的调整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制度化学术交流、课题嵌入式研讨等方式,形成具有自循环特性的高质量课程生态和新时代下的导学关系。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SHIPS(Social Science,Human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Policy Studies in Education)项目,将跨学科知识融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打造“跨学科+问题”双向驱动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多元问题解决能力的跨学科人才。[13]

  学位论文全链条质量监控体系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机制,贯穿从选题到答辩的全流程,其生成过程是学术共同体价值共识与学术规范践行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线性化流程管控与非线性知识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多元主体权责边界模糊导致的责任推诿问题。因此,在主体协同维度,师生应明确自身角色,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质量监控网络。在流程协同维度,构建过程分级管理制度,确保每一环节都有明确的标准、流程与责任人。如培养单位须明确导师第一责任人的学术指导职责,建立指导质量与招生资格联动的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化约束与学术文化培育的双重路径,将质量意识内化为师生自觉,实现程序规范与学术创新的有机统一[14],使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主体和流程均得到有效的监管。

  以数据驱动优化人才培养与就业服务是研究生就业发展数据追踪体系构建的重要实践路径。在数字化质量评估反馈过程中遵循数据伦理规范,利用加密技术与权限管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建立动态监测模型以持续评估追踪效能。其体系基于数据整合框架,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周期数据归集与动态建模,对毕业生就业流向、行业分布、薪酬水平、职业成长周期及岗位匹配度等核心指标进行采集。通过建立周期性反馈机制,将分析结果融入人才培养全流程,动态调整学术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协同关系,并联动校友网络资源强化校企合作的生态环境。同时,构建“培养—就业—发展”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系统,推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从单一就业率指标向终身职业发展延伸,为高等教育供给改革与产教融合战略提供实证研究基础与决策支持工具,达成常态化自检与改进。当前,数字作为当前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契机,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促使就业市场对数字人才的要求持续升级。而数字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还必须能够灵活应对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行业动态变化。[15]因此,基于知识、方法、发展以及伦理向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数字化整合,已经成为改革的应有之义。例如,“借助数智技术重点突破‘中小学—大学’贯通育人的时空限制和地域障碍,通过建立‘实践基地学校—创新人才培养联盟—教育大数据平台’立体化网络,构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个性化和沉浸式实践学习环境”[16]。

  外部问责机制是相关利益主体依权要求研究生培养单位对其资源配置、培养过程及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成效进行系统汇报与解释,并提供必要的质量证明。健全的外部问责体系能有效强化政府、社会组织及各利益相关方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督作用,明确各方在质量保障过程中的权责,形成有效的定责链条。针对存在质量隐患或问题的学位授予单位,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约谈负责人、公开通报、限期整改、暂停招生乃至撤销学位授予权等手段,加大问责力度,切实提升外部监管的效能。[17]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高效运行以利益相关者参与为核心构建诊断性评估机制,推动培养模式现代化转型。该机制充分整合高校、导师、研究生、用人单位与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反馈与需求,形成多方协作、共建共享的质量评估。

  高校依托PDCA循环管理模式将质量监测贯穿于培养全过程,实现动态优化与持续改进,形成标准化、系统化的质量评估流程与责任矩阵。导师运用教学档案袋、成长性评价等工具,建立常态化的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估机制,系统记录指导行为并依据实证数据进行策略调整,提升指导的专业化与个性化水平。用人单位通过校企合作平台、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方式,积极参与培养质量的外部评估与反向促进,提升教育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社会公众通过构建持续性、公开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社会评价机制,深度参与质量监督与反馈。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内部质量保证与外部质量认证机制的有机融合,通过构建立体化、多维度的、数字化的动态评估体系,系统实现全过程、全要素的培养质量监测与持续优化,为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型升级与质量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与治理保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